【深度观察】关于“和尚抢占寺庙”的罪名 你知道吗？
佛道教寺观其本质和功用是进行宗教活动，是宗教活动的圣地和场所。（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徐玉成谈被某部门占据的上千座寺观（一）
“文革”使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都遭受到巨大浩劫，唯独文物局通过“文革”占据了几千所佛道教的宫观，成了暴发户。他们以保护文物为名，将本由佛道教界使用的寺观变成他们实现部门利益的平台。他们对于已经交给佛道教界管理使用的寺观心怀不满。因此XXX自然就成了他们觊觎的一个圈地敛财的猎物了。
（二）
“文革”时僧人被驱逐，全国各地的佛道教的寺观被文物部门接管。文革结束后中央提出落实宗教政策，将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寺观全部交给佛道界管理使用。可是，文物部门拒不交出，真到现在仍然占用着。人们会问，文物部门占据几千所寺观作什么用呢？
历史上佛道教的寺观，其本质、职能和功用就是进行宗教活动，是宗教活动的圣地和场所。那么文物部门占据如此众多的寺观为什么不交给佛道教呢？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占的寺观多，可以安排众多的人就业，可以家大业大，势力巨大，自己的亲戚朋友可以安排工作方便，是谋取部门利益的平台。
二是被占用的寺观多数由文物部门搞夜旅游买门票，有的价格不匪。每年门票收入几亿到几十亿元不成问题。
三是寺观内供佛像、神像的殿堂里都设有功德箱，收取旅游、参观或者参拜者的钓鱼供养。
四是寺观内设销售香烛、护身符、佛像、神像等工艺品。有的还销售吉祥灯、吉祥香等，也为人们进行宗教祈祷提供方便。
五是每年还向中央政府财政部申请文物维修资金，他们吃了民间吃国家，两头都吃，左右逢源。
六是多余房屋进行出租谋取利益，例如：北京柏林寺出租，每年租金上千万元。
七是是有的寺观内部搞会馆、秘密会所、高档餐厅，洗脚屋等设施，谋取高额利益。
佛道教的寺观，在文物部门手里，变成了安置人员、捞取钱财的工具。所以，让他们将寺观交给佛道教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等于与虎谋皮。
（三）
XX勾结以XXX申遗为名实际借佛敛财的企图被各大媒体暴光和穷追猛打之后，“文革的暴发户——国家文物局终于坐不住了，据《新京报》消息：该局新闻发言人4月12日否认了……等说法，称仅对1990年以来新建的……等建筑进行整治。对此说法，有专家指出，他们在媒体介入之后可能出现微调，并借机将……僧人驱逐……。
该局发言人还称：这次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的……等建筑进行整治活动，是“业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
这番表白令人难以置信：且看北京XX寺，表面上除了门票外没有商业开发，可是，据媒体披露，寺内设有高级会馆和高级餐厅，每人的就餐标准高达880元、1080元不等。北京柏林寺属于文革后落实宗教政策范围的寺院，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初会长生前曾经十几次致信给中央部门，文物部门拒不交给佛教界。目前文物部门自己不用，不给佛教界，转手却出租给别的单位，每年租金约近二千万元。国家审计署是不应该审计一下，他们这么多年拿到柏林寺的租金，究竟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此例证明，国家文物局现在信誓旦旦说的“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没有任何人相信的。也就是说，审批方案没有商业开发，不等于实际操作不搞商业开发；今天不搞商业开发不等于明天不搞商业开发；对外说不搞商业开发，不等于暗地里不搞商业开发。从失去信用的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那里，不可能听到真实的声音。
（四）
2013年4月12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关于XXX拆迁部分建筑“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的表白，我认为只是欺骗舆论的盾词。历史上，该局为了部门利益，甚至不惜假传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混淆视听。所以，他们的承诺令人不可相信的。
下面再举一例：
从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与各方面协商，请求将重庆大足圣寿寺交给佛教管理。经过十年努力，至1989年，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大足县人民政府四级政府一致同意将圣寿寺交给佛教界。正当移交工作准备进行时，中国佛教协会从重庆市（当时还不是直辖市）佛教协会获悉，1989年10月25日，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电话通知重庆市文物局称：“10月23日李瑞环同志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汇报。其中在汇报到重庆大足圣寿寺问题时，国家文物局领导同志认为国务院过去在处理大足圣寿寺问题上的态度是不符合《文物保护法》的，并提出了解决圣寿寺的合理方案。李瑞环同志当即表示：有关圣寿寺问题由国家文物局重新打报告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重新审议这一问题。鉴于上述情况，有关圣寿寺移交问题，请重庆市政府待国务院新的批复精神下达后再执行”。（见赵朴初致李瑞环信，1989年11月8日）
1989年11月8日，经赵朴初会长致信李瑞环同志核实，才知道国家文物局的上述电话通知内容是假的，是有关人士冒充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企图拖延或者拒绝向佛教界移交圣寿寺。事情真像大白后，圣寿寺移交工作照迷路进行，假传领导人指示的企图没有得呈。
试想，为了自身部门利益，无视国务院、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和大足县政府的决定，企图用假传国央领导指示的愚蠢作法达到永远霸占圣寿寺的目的，应该有多么自我牺牲的勇敢精神呀！此事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早已经更换了几个批次。但是在部门利益问题上他们还是一脉相承的：即为了霸占佛教寺院，他们什么事都敢做，什么话都敢说。所以，2013年4月12日该局发言人说的XXX申遗“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的表白，是决然不可相信的。
（五）
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佛道教寺观300多座，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保存完好的有上百座，多数由文物部门占据。而北京城区三环内交给佛道教的寺观不超过十座。占现有寺观的十分之一。每次佛道教活动日和每年春节寺观内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媒体曾经报道过，香客每到春节到雍和宫烧香祈福要排六个小时的队才能如愿。为什么如此？直接原因是众多寺观被文物部门占据了买门票、开会馆、开餐厅、出租，还可以以此为诱饵向国家申请更多的寺院维修资金，在他们手里寺观就是一棵摇钱树，有如此巨大部门经济利益，怎么会交给佛道教从事宗教活动呢？市民没有宗教活动场所他们不管，钱必须要捞的。于是造成多年寺观极端拥挤无法也无人能够解决。过去春节大家回家过年买不到火车票埋怨铁道部工作做得不好。春节去寺观烧香等六个小时，他们只埋怨佛道教开放的寺观太少。香客们不知道众多寺观在文物部门手里，所以显得北京的寺观少而又少。在北京，宗教活动日和春节期间寺观香客拥挤的主要源头在国家文物局。他们负有最重大最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3年，中国佛教协会出席全国政协的常委、委员曾经发出提案，要求收回白塔寺做为宗教活动场所。至今文物部门仍然占据不想归还。
（六）
河南省开封市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原名建国寺，唐代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因纪念其由相王登上皇位，赐名大相国寺。北宋时期，相国寺深得皇家尊崇，相传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为大相国寺题写匾额。《水浒传》描写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后因战乱水患而损毁。清康熙十年（1671年）重修。目前保存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千手千眼佛等殿宇古迹。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文革”后由文物局管理。
大相国寺是日本佛教禅宗相国寺派的祖庭，改革开放以后该派信徒每年来开封大相国寺朝拜。文物部门为了应付日本佛教人士，就请当时驻开封观音阁的净严老法师以大相国寺方丈的名义出面接待日本客人，却不让老法师驻寺。 1989年4月，在居士们和僧人们的帮助下，净严法师入驻大相国寺。对此文物部门坚决反对，他们以市政协请净严法师开会为名，将老法师骗出大相国寺后，将入住寺院的其他僧人强行驱逐出去。
赵朴初会长1989年8月26日写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中说：“开封市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多年来处于有寺（相国、铁塔两座古寺）无僧、有僧无寺的政策扭曲状况。该市数十僧尼上千居土无一寺进行宗教活动。开封市有关部门曾要98岁高龄的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严法师以开封相国寺方丈的名义接待外宾，却不让他住寺，高僧耆宿，栖身于破旧民房，情理难容。关于开封相国寺收归佛教界管理做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以净严法师为代表的河南省佛教界奔走呼吁了十年，一直未获解决，引起了海内外佛教界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净严老人及二十余名僧尼迫于无奈于四月中旬返住该寺，仅囿于天王殿一隅，要求解决相国寺问题。进寺僧人被当地文物等部门刁难围困近三个月。五月中旬，台湾法振法师远道来汴拜望他的师父净严法师受阻，最近《香港佛教》杂志刊载了题为“台湾法振法师的呼声—关于河南省相国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特稿。七月初开封市动用大批公安干警强行把净严老人和其他僧人一一押走。”
文物部门将僧人驱逐大相国寺后，为了招揽客人，他们在有的殿堂新塑了佛像让游客烧香供奉，敛取香客和游人的钱财。佛教界发现后，重新提出向文物部门收回大相国寺的要求。既然你们塑佛像供奉，为什么不交给佛教管理使用，还要把已经入驻的净严方丈赶走？于是中国佛协和中央政府上访要求收回大相国寺为宗教活动场所。文物部门闻讯后，慌乱之中一夜之间把新塑的佛像捣毁了。更加激起佛教界的愤怒，纷纷向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赵朴初会长以文物部门捣毁佛像的错误为契机，又给江泽民总书记和国务院李鹏总理写信，提出收回大相国寺交给佛教管理的意见。在江泽民李鹏的过问下，组成国务院调查组赴开封进行调查后，经过国务院、河南省委决定，于1992年将开封大相国寺移交给佛教界管理。至今已经有22年了。
此例可知，在文物部门把持下，佛教界遵照中央政策要求归还大相国寺，还要赵朴老两次向中央最高领导写信才能奏效。可见，“文革”以后，文物部门把乘“文革”动乱他们占据的佛道教寺观当成了他们部门的私有财产，看管的如同铜墙铁壁，佛道教要求收回一座属于自己的寺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简直如虎口拔牙！那些被文物部门占据的其他上千座寺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佛道教信徒的怀抱？！悲呼哉，可悲也！
（七）
2013年4月20日，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中兴开山大师净慧法师在湖北黄梅四祖寺圆寂，令人意外，不胜惋惜。我在追思法师生平事迹时，使我回想起一件与柏林禅寺有关的往事。
赵县柏林禅寺，它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是中国著名佛教禅寺，北方佛教的一座重镇，赵州禅祖庭所在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座古刹虽几经兴衰，到1988年净慧法师来重建寺院时，已经是一片破砖乱瓦，一座旧塔和几棵柏树在寒风中矗立。在净慧法师努力下，经过十几年的修复重建，投资几千万元，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寺院建筑群，内设河北省佛学院、河北禅学研究所等。建设资金几千万，不但没有国家投资一分钱，而且还为希望工程、赈灾救灾、扶贫济困、施医施药、绿化环境投入了大批资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生活禅夏令营活动，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了佛教慈悲、和谐、团结、忍让以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一个重要佛教文化教育中心。历任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前来视察。
就在距离赵县柏林禅寺不远的河北定州隆兴寺（也称大佛寺），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寺院，占地面积较大。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河北省政府看到赵县柏林禅寺僧人们不要国家一分钱，在一片废墟修建得如此漂亮，就根据国务院【1983】60号文件规定，各省可以批准开放部分重点寺院给佛教界管理的政策要求，提出将隆兴寺交给佛教界管理使用的意见。不料，此事正在研究实施的时候，河北省文物局领导向国家文物局通报了消息，当时国家文物局非常着急，就向时任政治委员的某领导提出：隆兴寺绝对不能交给佛教界。经过此领导人给河北省领导电话阻止，此事没有办成。
此事我听说后感困惑，隆兴寺本来就是佛教界历代建起来的，“文革”极左时期僧人离去后文物部门临时管理几年，也是情理之中，现在宗教政策恢复了，中央政策规定将文革中被其他部门占用的佛道教寺观一律给宗教界管理使用，省政府决定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文物部门为何如此激烈反对呢。为了解开疑问，我专门去了一趟隆兴寺，探讨文物部门拒绝交给佛教界的理由。
去看了后我才知道，原来文物部门占据隆兴寺这样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存在巨大的部门经济利益。下面分析大家看看：
首先，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寺院，国家文物局以维修寺院为名，每年向国家申请一大笔寺院维修经费（当然是纳税人的钱哦）。此经费国家文物局拿到后，再分批下拨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文物寺观数量下发，文物寺观多各省取得的维修经费就多。
其次，他们以隆兴寺的高大佛像为旅游本钱，对外卖门票几十元一张。游人、香客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一本万利，财源滚滚。
第三，进入寺院，每个殿堂佛像前都设有功德箱，收取游客的钱财，并设有拜垫，烧香的香炉，有许多游人对佛像烧香、拜佛，殿内烟雾弥漫。
第四，各个殿堂前，都设有柜台销售香、烛、纸、佛像、护身符、吉祥灯等工艺品和祭拜品，又极像一个没有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场所。
第五，管理如此寺院需要一大批工作人员，在当前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的形势下，可以为他们多安排就业人员，亲戚朋友的子女在此工作，可以高枕无忧了。
虽然他们每天都有如此多的经济收入，每年又有纳税人的钱作为维修经费，但是寺院建筑却显得陈旧不堪，油漆剥落，各殿堂的佛像也呈现黑色，布满灰尘。据说有许多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佛教信徒去了隆兴寺看到寺院和佛像如此模样，都伤心地哭了。
难怪，有如此巨大的部门经济利益，滚滚财源迷住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眼睛，不惜运用职权和关系，公然以高压手段推翻了省级和党委政府的正确决定，拼命保护隆兴寺。实在让人感慨万千，痛心不已。
（八）
西安青龙寺位于西安东南郊铁炉庙村北的乐游原上，始建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公元52年）。青龙寺是唐代著名的佛寺之一。日本平安朝时期（9世纪出至中叶）日本僧人空海在青龙寺拜惠果法师学习密宗真谛。后回日本创立真言宗，成为开创“东密”的祖师。因此青龙寺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寺，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祖庭。青龙寺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以后废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殿宇遗址被埋没地下，渐不为人知晓。
1973年起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发掘，确定青龙寺遗址。1982年和1984年，由日本佛教真言宗出钱，西安市在青龙寺遗址共同修建了“空海纪念碑”和“惠果空海纪念堂”，雕塑了惠果、空海两位大师的圣像供奉。日本真言宗为“惠果空海纪念堂”提供了佛事活动所用的供器、法器、曼陀罗等有关宗教用品。1986年，日本真言宗从日本引进千余株樱花树植于寺内，该宗每年有大批信徒来寺院朝拜。应该说青龙寺从恢复时起已经成了宗教活动场所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访问日本期间，日本真言宗总本山领导提出宴请朴老，席间，日方提出请朴老回国后协调西安市政府，将青龙寺交给中国佛教界管理的要求。原因是日本真言宗信徒每次来“惠果空海纪念堂”朝拜时，驿像、法器、供器布灰尘，每次朝拜时都要对法器、供器重新擦拭，朝拜时没有中国僧人参加陪同，而是文物部门的几个女子穿红挂绿坐在一旁边打毛衣、吃东西、聊天等，极不严肃，丝毫没有宗教气氛，伤害了信徒们的宗教感情，引起来朝拜者的不满。该宗18个宗派纷纷向真言宗总本山提出意见，要求将青龙寺交给中国佛教界管理，增进两国人民和佛教界的友好情谊。
朴老回国后,考虑到日本真言宗在日本皇族和高层社会的影响较大，信徒较多，以及青龙寺在中国佛教史和中日佛教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处理不好，关系到国际政治影响和日本民众对中国佛教祖庭的感情。应当尊重日本真言宗的意见，收回青龙寺由佛教界管理比较妥当。于是就先后向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白清才、程安东、安启元等领导同志写信，提出收回青龙寺问题。陕西省政府研究移交问题时，国家文物局得到消息，他们为了维护部门利益，不顾大局和国际影响，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青龙寺只是佛教遗址，不是寺院，不能做为宗教活动场所交给佛教管理。并且威胁说，如果陕西省或者西安市将青龙寺交给佛教界管理，国家文物局将减少寺院文物维修经费的拨款。所以，一直拖延多年不能解决。当时笔者曾经参加调查、协调青龙寺移交工作会见过西安市长冯旭初、省宗教局、统战部的领导等，看到他们对国家文物局的霸道作风又恨又怕的无奈表情，内心实在不忍。
后来日本真言宗实在忍耐不住了，通过一位首相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交涉，几乎发展成外外事件。在国内外强大呼声与压力之下，国家文物局不得不同意移交。但他们坚持只移交一部分，即只移交东院“惠果空海纪念堂”及部分设施，西院“空海纪念碑”和部分园林、设施乃由文物部门管理。佛教界为了全部接管青龙寺，又经过几年交涉，仍然无果。只得同意移交东院，于1997年进行交接，本来以东院和西院之间的一堵花墙为移交界线，移交前几天，文物部门派人将东院花墙推倒，连夜向东推进了七米又砌了一道界墙，谎称下暴雨花墙崩塌，是他们化钱替佛教砌的墙。这种对佛教寸土必争的做法，令人发指。移交后佛教界管理的东院更加狭小，许多生活设施没有，几位僧人在里面生活，是勉展为难，可想而知。
青龙寺分管后，佛教界管的面积虽然小了些，但是佛教人士知足常乐，总算是满足了日本佛教朋友的心愿，前来参拜祖庭的信徒总算有中国僧人的倍伴，毕竟今非昔比了。
从国家文物局在青龙寺问题上不顾大局，不顾国际政治影响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XX寺问题上信誓旦旦的表白“没有任何商业操作”的承诺，是决不可信的。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们已经彻底地失信于国家和人民了。
【本博主补充：日本真言宗为了报答祖恩，增进中日友好，在空海逝世1200年之际，发起在空海曾经住过的青龙寺东院遗址修建宗教纪念建筑物，派当时的宗务总长阿部野龙正来华商谈。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也通过我驻日的符浩大使，向赵朴初本人写信要求给予关照。建筑费用，日方提出一亿日元，西安市有关部门索价二亿日元，几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亿三千万日元。他们完全不顾国家的体面和政治影响，把友好事业当作赚钱的买卖，实属罕见。】
（九）
1996年11月5日，中国佛协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信中说：“1、佛教寺院现存者比解放初期，不及百分之一。例如：杭州原有600多所寺院，现仅存五所。江浙两省为例，解放初，各有一万多所寺院，现在全国只有七千多所（这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公布的）。”2、我要报告您的是在现存的百分不及一的佛教寺院所遭遇的困难不少。”在列举违反宗教政策、侵犯佛教界合法权益的几个方面列举如下六项中的第一项：“借用、占用原属佛教界管理的寺院至今不予归还，如：北京的柏林寺，沈阳的长安寺，银川的承天寺等。”
宁夏银川承天寺始建于西夏年间，系西夏皇家寺院，几经兴废，清嘉庆年间重建，寺内佛事活动持续不断。解放前夕，寺内残破不堪，部分房屋曾被马鸿逵军队作军械物资仓库。解放后，由宁夏省人民政府接管，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文革”中僧人离去，被文物部门占据。1973年，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馆址设在承天寺到至今。
1978年以来，我区部分佛教徒多次将承天寺交还宗教界使用。1989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就解决承天寺问题，召开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形成了《关于承天寺佛教活动场所问题的座谈纪要》，原则同意将承天寺中院划归佛教界使用，并要求自治区宗教局、文化厅会同佛教界人士协商，提出具体方案。但后来在具体协商中，由于国家文物局的极力反对，未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致使自治区政府座谈会纪要精神不能实施。1990年4月14日，部分佛教徒以落实《纪要》为由进驻承天寺，造成博物馆闭馆数月，由于文物部门无理阻挠，经宗教等部门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进驻承天寺的佛教徒于1991年1月全部撤离。文物部门以佛教寺院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除收取高额门票外，还把寺院的围墙拆掉，盖了62间商品房出租，其中17间作为餐馆等经营之用。
（十）
沈阳长安寺是该市最古老最完整的寺庙，一向是僧人居住、管理和使用的宗教活动场所。1984年辽宁省宗教事务局报经省委批准，确定为省级开放的寺庙。1985年，沈阳市和市文物部门以修庙为借口诓骗僧人暂时离寺，但寺庙修好之后不准僧人回寺，由市文物部门以开发文物为名强占使用。他们在寺内搞所谓人体奥秘展览(裸体照片)，并计划将大雄宝殿改为舞厅。文管所负责人在寺内举行婚礼，以僧房做洞房。这些做法严重地侵犯了佛教界的合法权益，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愤慨。僧人回寺的合理要求屡遭拒绝，在投诉无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89年？）5月14日他们以游客的身份买门票进了长安寺。据我们所知，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曾两次围攻殴打僧人，并扬言：“打死他们,死一个，少一个。”
此事反映到中国佛教协会，1988年，赵朴初会长曾就此事给当时的辽宁省长李长春（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写过信，由于国家文物局的百般阻挠要，当时没有解决。笔者1993年夏天现场……了，文物部门刚刚修过就油漆剥落，破旧不堪。后来经过各方面努力，于2000年才收归佛教管理为宗教活动场所。本来佛教的寺院，从文物部门收回没有十几年功夫是不能收回的。
从佛教收回的这几所寺院来看，全部被文物部门作为敛财、实现经济开发达到部门获取利益的工具。
（十一）
1986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去广东视察宗教政策落实情况，提出广州光孝寺在中国禅宗史上有重要地位，建议省委考虑交给佛教界为好。广东省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光孝寺交给佛教界管理使用。当省委统战部长打电话转告省委决定时，已经在乳源县视察的朴老高兴地赋诗一首，诗曰：“多劫氛霾一旦清，垢衣终解宝珠呈。祖庭幸赖回天力，佛子如何报国恩。”赵朴初老会长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当时全省佛教界感恩党中央恢复宗教政策的欣慰心情。
经过广东省委决定和国务院批复，广州光孝寺1986年12月27日交给佛教界管理，1987年对外开放，并确定为广东省佛教协会会址，省佛协召开会议，推举本焕长老为方丈，敬请赵朴初会长为修建委员会名誉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周培源、钱伟长，省委书记林若等来光孝寺视察，提出要把寺院建成“清净、古朴、文明、安全”的具有岭南古代文化特色的佛教名刹。
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光孝寺已经成为广州市佛教信仰活动中心，广东省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对外友好交流中心，广东禅宗文化弘扬中心，为广东仍至全国佛教弘法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是，在当时确定光孝寺移交佛教的时候，广东省政府、中国佛教协会与国家文物局进行了一番较量。
1990年2月14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文物部门是如何阻挠光孝寺交给佛教界的。
“近十年来，深感在落实宗教政策中来自某些部门的困扰重重，尤以文物部门为甚。或对抗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定；或对有关法律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恣意曲解，取其所需；或捏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或拟好信稿发动不明真象的知名人士签名上书；或欺压凌辱僧人，反诬‘和尚抢占寺庙’（居然出现‘和尚抢占寺庙’的罪名，岂非咄咄怪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试举二例：
一为广州光孝寺事。该寺是岭南地区历史最古、规模最大的名刹，开创、发展我国禅宗教著名的唐代高僧慧能（禅宗六祖）即出家受戒于此，是中外影响最大的禅宗重要祖庭。光孝寺从东晋初年创建到清初的一千几百年间，是僧人主持的寺庙。清以后，尽管局部被占用，但仍有和尚，仍有香火。解放后虽被当地文化部门逐步蚕食，但直到1972年仍有和尚住寺进行宗教活动。1986年3月，我曾去此寺看过，目睹大殿内陈列了一些河南出土的唐三彩陶器；伽蓝殿内，存放了一些近人制作的树根造型作品；重要的六祖殿内，则在六祖慧能像前竖了一个介绍慧能生平的木牌，对慧能进行批判和写了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语句，但像旁又放了‘功德箱’，收取佛教信徒供养慧能的钱财。后面规模宏大的毗卢殿，则作了占用单位的职工宿舍，院内堆满垃圾。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光孝寺中轴线上的陈列保管状况，国内外佛教界人士对之极为愤慨。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光孝寺交回佛教界管理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该省的宣传文化部门却散发材料，指责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是‘违背宪法和党的宗教政策’，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衷于宗教活动’，并发动省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
二是四川大足圣寿寺事。国家文物局有关同志捏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阻挠中央、省、市三级政府有关文件的贯彻实施，这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是非曲直，由此可见一斑。
我觉得文物部门的某些同志，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把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部门所属单位混同起来。愈是中外影响大的寺庙，愈具有文物价值，一旦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就很难幸免被文物部门攫走。二是对宗教‘左’的偏见极深，认为宗教乃至宗教政策的落实有悖精神文明建设，似乎只有把具有文物价值的宗教场所转变为纯粹的文物场所才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三是什么‘和尚不会管理文物’，‘担心文物受损’等等皆是欺人之谈。铺摊子，安插人，借寺敛财，追逐本位功利乃是症结之所在。”（节选自《赵朴初致李铁映同志函》）
当时尽管文物部门拼命阻挠光孝寺移交佛教界，但是，当时广东省长是叶选平同志，前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调到中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并且关照宗教政策落实工作。所以他们的反对杂音不可能动摇广东省委、省政府开放光孝寺决定的。文物部门的反对活动只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演罢了。
赵朴老是最有道德修养的长者，平时对各界人士都是温文尔雅，敬重有加的。因为落实宗教政策问题，屡遭文物局的无理阻挠和刁难，出于维护佛教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纠正文物部门的错误才不得已而为之，向中央领导写此信函，也是朴老的无奈之举。读此信函，不禁令人感慨万端。试想，如果当时广东省委、国务院让步于文物部门的反对，能有光孝寺光辉的新生吗？全国有多少类似广州光孝寺式的寺院，由于文物部门把持，不能为国家和佛教事业服务，错过了为国家为佛教服务和争光的机会？